虽然盖伦提出了建议，但是人们仍然不时地用手术切除小型肿瘤（据记载，即使盖伦本人也做过这种手术，可能只是做个整容，或者临终“安慰”治疗）。但是作为一种疗法，用手术祛除癌症仍然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实施的。当药剂与手术无效的时候，医生们只得求助于盖伦教诲唯一可行的疗法――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放血和通便程式，以挤出体液，仿佛身体是一块吸入过饱的沉重海绵。

　　消失的体液

　　拷问尸体，并非解剖精义。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33年冬天，来自布鲁塞尔的19岁学生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来到巴黎大学，希望能够学习盖伦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以便日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悬壶济世。令维萨里震惊、失望的是，大学里的解剖学课程荒谬无序。学校缺少进行解剖演示的专门场所，进行解剖演示的主宫医院（Hospital Dieu）地下室也很恐怖。在那里，讲师们需要在腐烂的尸体之间趟出一条路才能前行，而狗则在一旁咬噬骨头和散落下的肌肉。维萨里在一封信中写道：“除了位置错摆的八块腹部肌肉之外，没有人曾经向我展示过另一块肌肉，也没有任何骨骼，更不要说神经、静脉和动脉的关联了。”由于没有关于人体器官图的引导，外科医生们只能任由自己对尸体劈砍摸索，就好像没有海图的水手出海――盲目地引导病人。

　　维萨里对这些盲目的解剖研究感到心灰意冷，于是他决定绘制自己的“解剖学地图”。他需要有自己的标本，因此开始搜寻巴黎附近的墓地，寻找骨头和尸体。在蒙福孔（Montfaucon），他发现了巴黎最大规模的绞刑场，经常会有一些死囚的尸体悬挂在那里的绞刑架上。几英里之外，是无辜者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受大瘟疫感染的死难者的尸骸就半埋于此，已经腐烂到了骨头。

　　绞刑场和墓地是中世纪解剖学家的“便利店”，为维萨里提供了一具又一具的标本。他一次又一次地到这里“劫掠”，经常一天去两次，从锁链上割下标本，偷运回自己的解剖室。就在这种骇人的亡魂世界中，解剖学反而在他面前活跃了起来。1538年，维萨里同提香（Titian）画室的一位艺术家合作，推出了他精心编制的画板和著作――详尽绘制了动脉和静脉的路线图，以及神经和淋巴结的位置。在某些画板上，他掀开组织层，暴露出其下精细的外科平面。在另一幅绘图中，他从横剖面的角度切开大脑，以展示延髓池和脑室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一种人工的CT扫描，但却早于CT机问世几百年。

　　维萨里的解剖学工程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纯粹的智力练习。但是，它很快就被推动着走向满足实用性的需求。盖伦的体液致病理论认为所有的疾病都起源于四种主要体液的病理性淤滞，所以需要对病人采取放血以及通便净化的手段，把肇事的体液挤出体外。但是要放血成功，必须针对病人的特定部位施行。比如，要对病人进行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预防性放血，就需要在远离可能的发病部位的部位施行，以便将体液引出。但是，如果要对病人实施治疗性放血，即要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就需要在其附近通向发病部位的血管上进行放血操作。

　　为了理清这个本已模糊的理论，盖伦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借用了一个同样模糊的表达法，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直入（straight into）”，描述“直入”肿瘤的血管。但是，盖伦的术语令内科医生们更加捉摸不定。他们感到疑惑，盖伦所说的“直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哪些血管会直入某一肿瘤或某一器官？哪根血管又会通出？这些指导造成了一个充满误解的迷宫。在缺少系统性解剖学绘图、正常解剖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推想异常的解剖学了。

　　维萨里决定通过系统性地绘制人体内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为外科医生绘制一部解剖图集，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解释神圣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观点的过程中，我碰巧在图上绘制静脉血管，因为你知道，即使在博学之士中间，关于静脉放血术也有很多分歧和争议。”

　　但是，维萨里发现，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对静脉血管的绘图，令医学教授和学生们大为欣喜，于是他们热切地向我求索动脉血管的绘图，以及神经的绘图……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人体是息息相关的系统：静脉和神经平行布设，神经和脊髓相连，脊髓和脑相连。以此类推，只有整体把握人体，才能掌握解剖学。很快，这项工程就变得无比庞大复杂，以至于要外包给其他的绘图员来完成。

　　但是，不管维萨里多么努力地检视人体，他仍然无法找到盖伦所说的“黑胆汁”。“autopsy”（尸检）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亲眼看见”；随着维萨里学着自己亲眼所见，他已不能再满足于盖伦的虚幻定论。淋巴系统携带着青白色的水样液体；血管如预期一般充满了血液；黄胆汁存在于肝脏。但是，盖伦所说的诱发“癌症和忧郁症的渗透性载体”黑胆汁，却无从得见。

　　维萨里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他是浸淫在盖伦学说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但学习，而且还编辑和再版了盖伦的著作。但是，盖伦生理学的闪闪发光的中心概念之一――黑胆汁，却无迹可查。维萨里对自己的发现采取了迂回的态度。一方面，他感到内疚，于是向早已逝去的盖伦致以了更多的美誉之词。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维萨里只按照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来绘图，而把结论留给他人去总结。人体内根本没有黑胆汁！维萨里当初发起的解剖学工程，本来是要拯救盖伦理论的。但是，他最终默默地埋葬了这个理论。

　　1793年，伦敦的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出版了一部教材，名为《人体重要部位的病态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这本为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所写的著作恰恰与维萨里的工作相反――如果说维萨里的解剖图描绘了正常人体结构的话，那么贝利则描绘生理异常的人体状态。这是用一种倒像透镜来审视维萨里的研究。在这里，盖伦对疾病的奇幻推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黑胆汁或许并不存在于正常的组织中，那么肿瘤里应该满是黑胆汁吧？但事实上，在肿瘤中也找不到。贝利描写了肺癌（大如一只橘子）、胃癌（类似海绵一样的外观）和睾丸癌（有恶臭的深度溃疡），并为这些肿瘤提供了生动的雕版印图。但是，他到处都无法找到胆汁的通道――即使在如橘子般大的肿瘤中也找不到；在恶臭的深度溃疡的洞穴中也没有发现。即使盖伦所说的隐形的液体网络的确存在的话，也必然是存在于肿瘤之外、存在于病理学世界之外、存在于常规的解剖学研究领域之外――简而言之，存在于医学科学之外。像维萨里一样，贝利只描画他所实际看到的解剖现象和癌变。曾经千百年来，根植于医患心中的那条栩栩如生的黑胆汁通道以及“肿瘤中的体液”，终于从我们的图画中消失不见了。

　　“遥表同情”

　　在治疗癌症时，我们要说，对于内服药物不应抱什么信心；只能完全移除受病变影响的部位，别无他法。

　　――《实用外科词典》（ADictionary of Practical Surgery），1836年

　　马修-贝利的著作为手术切除肿瘤奠定了智识基础。如果正像贝利所发现的那样，黑胆汁并不存在，那么外科手术祛除癌症可能确实能让身体摆脱这种疾病。但是，手术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为这种操作做好准备。18世纪60年代，贝利的舅父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已开始不顾盖伦的教诲，在伦敦一家安静的诊所为患者切除肿瘤。亨特进行了精心研究，在自家阴暗的兽笼中解剖动物和尸体。但是研究卡在了一个关键瓶颈。亨特可以熟练地切进肿瘤。如果肿瘤是“可以移动的”（他这样描述表层非侵袭性癌症），就可以把它们摘除，而不影响肿瘤下面脆弱的组织结构。亨特写道，“如果肿瘤不仅是可动的，并且可以自然地分开，那么就可以安全地摘除。但是需要非常谨慎，要确定这些继生肿瘤是否都在手术刀可及的范围，因为我们很容易被骗”。

　　最后这一句至关重要。虽然表述尚属粗糙，但亨特已经开始为肿瘤进行“分期”了，可移动的肿瘤是早期的原位癌。不可移动的肿瘤是晚期浸润型的、转移的肿瘤。亨特认为，只有可移动的肿瘤才值得做切除手术。对于晚期形态的肿瘤，他坦率地提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建议――只能“遥表同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印和阗。

　　亨特是一位完美的解剖学家，但他的手术理念远远领先于他的双手。他精力充沛，行事勇往直前，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为了不断地练习手术技巧，不放过动物王国每一个角落里的尸体――包括猴子、鲨鱼、海象、野鸡、熊和鸭子。但面对活生生的患者，他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即使他把病人用酒精和鸦片迷倒后，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手术，但是手术对象从冰冷不流血的尸体一跃至活人身上后，仍充满了危险。病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手术中的痛楚，还有手术后被感染的威胁。那些在手术台上经历了可怕的磨难而幸存下来的患者，往往不久之后还会在自己的床箦之上更悲惨地死去。

　　1846年到1867年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人类的两项发现一举扫荡了困扰手术的这两重阴霾，从而使癌症外科医生重拾起亨特曾试图在伦敦力求完美的大胆尝试。

　　第一项发现是麻醉术。1846年，在距一百年后西德尼-法伯的地下实验室不到十英里的麻省总医院，一个拥挤的外科手术厅进行了麻醉术的公开演示。10月16日上午约10时许，一群医生聚在医院中心的一座中部凹陷的大厅里，波士顿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拿出了一个配有吸入器、内含约一夸脱乙醚的小玻璃蒸馏器。他打开喷管，让病人爱德华-雅培（一名印刷工）吸入几缕蒸气。随着雅培陷入慵懒的深度昏迷，一位外科医生走进圆形手术厅的中心，手法巧妙地在雅培的脖子上切了个小口，然后快速缝住一条肿胀变形的血管（被称为一个“肿瘤”，把恶性肿瘤和良性肿胀混为一谈了）。几分钟后，雅培醒来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感到疼痛，虽然我知道手术正在进行。”

　　麻醉让病人告别了痛苦，使得外科医生能进行往往持续几个小时的手术。但术后感染这一障碍依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感染仍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致命，但其原因一直蔚然成谜。1819年，一位外科医生得出结论，“必定是（在伤口中）有一些微妙因素，逃过了我们的眼睛。”

　　1865年，苏格兰医生约瑟夫-李斯特（Hoseph Lister），就如何消除巧妙地潜伏在伤口上的“微妙因素”，提出了一项不寻常的猜想。李斯特从传统的临床观察入手：伤口暴露在空气中，会很快变成坏疽；但封闭的伤口却往往能保持清洁、不受感染。在格拉斯哥（Glasgow）医务所的术后疗养病房里，李斯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伤口从一个发炎红肿的边缘开始蔓延，然后从内向外发生腐烂，并往往伴随发烧、流脓的症状，然后迅速坏死（这是真正的“伤口化脓”）。

　　李斯特想到了一个远在巴黎看似无关的实验――伟大的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把肉汤暴露在空气中，肉汤很快就变浑浊，开始发酵；而密封在灭菌真空罐内的肉汤依旧清净。根据这些观察，巴斯德提出了一项大胆主张：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菌）落入清汤，滋长，造成了浑浊。李斯特进一步推进了巴斯德的推理――暴露的伤口是血块和裸肉的混合物，根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巴斯德肉汤”，是细菌生长的天然培养皿。在法国，落入巴斯德培养基中的细菌，是否也是乘着空气落入李斯特在苏格兰的病人的伤口中呢？

　　接着，李斯特灵光一现：如果术后感染是细菌引起的，那么一种抗菌手段或化学药物也许能起到遏制这些感染的作用。他在临床笔记中写道：“我想到，不排除空气的情况下，在伤口上敷用能杀死悬浮微粒生命的一些辅料，或许就能避免受伤部位的腐烂。”

　　在邻镇的卡莱尔，李斯特曾观察到污水处理厂用一种味道芳香、含有石炭酸的廉价液体来净化污水。于是李斯特开始把石炭酸糊料敷到术后伤口上。（在他看来，运用污水净化剂处理病人的伤口，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867年8月，一名13岁的男孩在格拉斯哥某集市上操作机器时，严重切伤了自己的手臂，被送到了李斯特所在的医院。男孩大面积开放性创伤，伤口沾满了污秽，这种情况下会生坏疽。但是，李斯特并没有进行截肢，而是敷以石炭酸药膏，希望保住手臂免受感染。伤口眼看着就要被严重感染，似乎要变成脓肿了。但李斯特坚持不动摇，并加强了石炭酸药膏的用量。一连几周，所有的努力都看似徒劳。但是，就像着火的绳子烧到了尽头一样，伤口开始干燥。一个月后，揭去药膏，下面的皮肤已经痊愈。

　　不久，李斯特的发明就加入到了“抗癌手术的前线”。1869年，李斯特用一张餐桌做手术台，乙醚做麻醉剂，石炭酸做抗菌剂，为他的妹妹伊莎贝拉-皮姆（Isabella Pim）切除了乳房肿瘤。伊莎贝拉术后并未发生感染，活了下来（不过最终还是在三年后死于癌症肝转移）。几个月后，李斯特又为另一名大腿上很可能长了肉瘤的癌症患者进行了大面积截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乳腺癌的手术已经成为李斯特的常规治疗手段，手术范围也延伸到了乳腺之下受癌症影响的淋巴结。

　　消毒和麻醉这两项技术的突破，让手术化蛹成蝶，从中世纪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有了乙醚和石炭酸皂做武器，新一代的外科医生冲破了曾令他们望而止步的瓶颈，在人体上实现了亨特及其同事当年只能对尸体进行的复杂解剖程序。一个癌症手术的辉煌世纪展现在人们面前。从1850至1950年，外科医生向癌症发起了大无畏的进攻――剖开身体，切除肿瘤。

　　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多才多艺的维也纳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Billroth）。生于1821年的比尔罗特以同样的热情专注于音乐与外科手术的研究。（这两种专业往往携手而行。两者都把手的技艺推向极致；都要随着不断的实践和年龄的增长而成熟；都依赖于灵巧、精确、相对而生的拇指。）1867年，身为柏林大学教授的比尔罗特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打开人体腹腔、消除恶性肿瘤的方法。直到比尔罗特的时代，腹部手术后的死亡率之高，仍令人望而却步。比尔罗特的研究细腻而有条理：仅仅是为了练习打开和缝合动物和人类尸体的腹部，确定明确而安全的手术路径，他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反复实践。80年代初，他已确定了手术路径，“目前已经足以证明，开腹手术是可行的”。他写道，“我们下一步所要关注、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确定适应症，以及开发适应各种病情的手术技术。我希望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能够拯救那些迄今为止被视为无医可救的不幸患者”。

　　比尔罗特被任命为综合医院（Allgemeines Krankenhaus）的教授，该院是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医院。他和他的学生开始掌握并运用各种技术，从胃癌、结肠癌、卵巢和食道肿瘤患者的体内摘除肿瘤，希望能治愈身体的癌症。从探索到治疗的转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外科医生的任务是摘除肿瘤组织，同时保持正常组织和器官完好无损。但比尔罗特很快就发现，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近乎像上帝一样的创造精神。

　　维萨里时代以来，手术一直处于自然解剖学研究的范畴内。但是，癌症经常突破和扭曲人体自然结构的解剖学边界，因此人们必须要找到“非自然边界”来约束它。例如，为了切除癌变的胃的末端，比尔罗特必须在手术后把剩余的胃脏挂到附近的一片小肠上面；要切除整个胃的下半部分，他不得不把剩余部分附加于一截遥远的空肠那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罗特已为41例胃癌患者做了这种新型人体结构解剖整形手术；其中有19例患者存活。

　　这些手段标志着人们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到20世纪初，许多原位限制性癌症（即无转移灶的原发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这些癌症包括子宫癌和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如果在这些肿瘤侵入其他器官之前，就施行手术摘除，那么就能治愈相当大一部分的病人。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进步，一些癌症――甚至看似原位限制性癌症，仍然会在手术后复发，这就需要做第二次，而且往往还需要做第三次切除肿瘤的尝试。医生回到手术台一次又一次地切除，从体内一块又一块地挖除癌症，仿佛陷入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但是，如果在癌症最早期就用能想到的最具决定性的手术来“斩草除根”，又会怎样呢？对于传统原位手术法无力治愈的癌症，如果可以通过一种激进的、积极的手术，彻底掘除其根源，不留丝毫残余，是否可能治愈？在这个痴迷于外科医生潜能和创造力的时代，一刀铲除癌症的想法充满了期望、期待与想象。这样的执念落在蠢蠢欲动、即将引爆的癌症世界里，正像往火药桶里抛下了一只爆竹。

　　极端理念

　　那位赞美这个场合，

　　可以让他阐明深奥事物的教授，

　　靠近我，愉悦地指导――

　　“切除那个乳房。”

　　“抱歉，”我悲伤地说，

　　“但我已忘了如何手术。”

　　――鲁道夫-费古奥尔勒（Rodolfo Figuoeroa）

　　《诗人医生》（Poet Physicians）

　　结束了：她穿上衣服，优雅而轻柔地走下桌台，寻找詹姆斯；然后她转向那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屈膝行礼――并低声而清晰地请求，如果她有不当的举止，请他们原谅。我们这些学生，全都像孩子一样哭泣着；外科医生把她搀扶起来。

　　――约翰？布朗（John?Brown）

　　描述19世纪的一次乳房切除手术

　　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的名字与“根治性（激进）外科手术”的概念密不可分，但他本人未曾要求这项荣誉。相反，这项荣誉几乎是不请自来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就像刀片被默默递到外科医生的手中一样。根治性手术并非霍尔斯特德的发明。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且逻辑完美，这使得“霍尔斯特德”这个名字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手术连在了一起。

　　1852年，霍尔斯特德出生于一位富裕的纽约服装商人家庭。从安多佛（Andover）的菲利普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毕业后，他考入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在大学，吸引任课教师和导师关注的，是他的运动能力，而非学术成绩。他之所以进入外科领域，根本就是一种巧合。进入医学院，并不是因为他非常想做一名外科医生，而是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继承父业去做一名商人。1874年，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at Columbia）录取后，立即迷上了解剖学。这一兴趣就像他日后许多其他的兴趣一样（包括纯种犬和马、上浆的桌布、亚麻衬衣、巴黎的皮鞋，还有完美的手术缝合），很快就成为一种令他迷醉的追求。他大口咀嚼着整本解剖学课本上的知识，书本读完，他就将自己近乎贪婪的求知欲投向真实的病人。

　　70年代中期，霍尔斯特德通过资格考试，进入挤满了外科病人的纽约市属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实习医生。他穿梭几英里远的纽约市区，奔波于贝尔维尤医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时间都花在了医学院和外科诊室。可想而知，临近医学院毕业，他已经精神崩溃。在布洛克岛休养了几周后，他重振精神，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用英勇的奥利匹克式精神，拼命努力达到生理极限，随之而来又是几近崩溃的状态。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了霍尔斯特德面对任何挑战的解决方式。他在进行外科手术、外科教育以及癌症研究时，也留下了相同的独特印记。

　　霍尔斯特德进入外科的时候，正值该领域历史发展的过渡时代。放血、拔罐、沥滤和催泄，是当时的普遍疗法。19世纪50年代年代，一位因术后感染而抽搐、发烧的妇女接受了甚至比当初手术更野蛮的治疗。她的外科医生洋洋得意地写道：“我给她的双臂各开了一个大口，并且切开了她的两条颞动脉，让血液同时从这些切口尽情流出，直到她出现抽搐才停止。”另一位医生，在给一位肺癌患者开处方时写道：“少量放血能带来暂时的缓解，当然，这个手法不能经常重复。”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医生们”提着“脓液桶”在过道里奔走，桶里病人的脓液也随着溅洒出来；用羊肠线制成的手术缝合线用唾液捻抹后，挂在伤口处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外科医生把手术刀插在口袋里，到处晃来晃去；若是有工具掉到粘着血污的地板上，就捡起来掸掸灰，再塞回口袋，或者就插进手术台上病人的体内。

　　1877年10月，霍尔斯特德暂时抛下这个充满了清洁用品、放血器、脓液桶和庸医的可怕医疗世界，前往欧洲游历。他参观了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和莱比锡的诊所，美国的年轻外科医生通常被派往这些地方，学习精湛的欧洲手术技巧。机缘巧合的是，霍尔斯特德在欧洲时，癌症的外科手术正破茧而出，刚刚起步。在巴洛克风格的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外科演示厅内，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正在向他的学生教授胃部解剖的新技能（比尔罗特告诉学生，这离完全切除癌症仅剩“大胆的一步”了）。在离维也纳几百英里的哈雷（Halle），德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冯-福克曼（Richardvon Volkmann）也正致力于研究乳腺癌手术技能。霍尔斯特德见到当时欧洲外科手术的大师们，包括曾完成肝脏精细解构的汉斯-布加（Hans Chiari）和曾追随比尔罗特共同参与甲状腺精细解剖研究的安东-沃弗尔（Anton Wolfler）。

　　对于霍尔斯特德来说，此次穿梭于柏林、哈雷、苏黎世、伦敦和维也纳之间的旋风之旅，是一场知识的洗礼。当他于80年代初回到纽约工作时，李斯特的石炭酸喷剂、沃弗尔对癌症外科的早期尝试、比尔罗特神奇的腹部手术……这些旅途中见识的理念在他的内心不断翻滚，深受鼓舞与启发。他忘我地投身于工作中，奔波在罗斯福医院（Roosevelt Hospital）、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学院、贝尔维尤医院、钱伯斯医院（Chambers Hospital）等各大医院之间，为病人进行手术。霍尔斯特德为人大胆、富有创造力、个性果断，对自己的技术信心满满。1882年，他在餐桌上为他的母亲移除感染的胆囊，成功地完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例胆囊移除手术。接着他又因姐姐产后大出血，被匆忙唤来诊治，他将自己的血液输入姐姐体内，救了她的命。（那时候他对血液配型毫无概念，不过幸运的是姐弟两人的血型完全匹配。）

　　1884年，在其纽约的事业正处于黄金时期的霍尔斯特德读到了一篇有关新型手术麻醉剂――可卡因的论文。当年在哈雷福克曼的诊所中，他曾看到德国医生做手术时使用过这种药物；它便宜好用、易于配量，是外科麻醉中的“快餐”。这激起了霍尔斯特德的实验好奇心，他开始为自己注射这种药物，为的是在麻醉病人以实施大手术之前，亲身检测药效。他发现可卡因所产生的效用，远远不止是暂时的麻痹而已；它还增强了霍尔斯特德不知疲倦的本能，助长了他原本就狂热的活力。正如一个观察者所说，霍尔斯特德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晰、不知疲倦，不想也不能入睡”。霍尔斯特德似乎征服了他作为凡人所有的缺点――对睡眠的需求、精力疲惫和虚无幻灭。他焦躁兴奋的人格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药理配方。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尽管霍尔斯特德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越陷越深，但作为一名青年才俊，他在纽约的医疗事业仍然如日中天。他以无与伦比的克己和自律尽力控制自己的药瘾。（据报道，到了晚上，他会在床边触手可及之处放一瓶未开封的可卡因，不断地用药物来考验自己的毅力。）但是他的药瘾经常复发，并且来势汹汹，已无法完全戒掉。他主动进入了坐落于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巴特勒疗养院（Butler sanatorium），在那里用吗啡治疗他的可卡因药瘾――这本质上不过是以毒攻毒，毒之更甚而已。1889年，深陷在这两种高度上瘾的药物之间的霍尔斯特德（但他在纽约的外科诊的工作所仍然成绩显赫），受聘到由著名内科医生威廉姆 韦尔契（William Welch）新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韦尔契一方面是要开办一个新的外科部，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从纽约那个孤立隔绝、过度劳累、用药成瘾的世界中摆脱出来。

　　霍普金斯医院原本是要改变霍尔斯特德，也确实取得了效果。霍尔斯特德一改之前好社交、外向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封闭而隐秘的帝国中，这里一切都控制有序，清新、美好。他为年轻的住院医生启动了一项令人惊叹的训练计划，要用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对他们选择这个超出常人的职业，实行非凡的启蒙，强调英雄主义、忘我、勤勉并且不知疲倦。（1904年，他写道，“有人会反对，说学习期过长，将导致年轻医生的怠惰”，但是“这些职位原本就不是给那些轻易厌学的人准备的”。）霍尔斯特德娶了他曾经的护士长凯若琳 汉普顿（Caroline Hampton），住在山顶上一座不规则的三层豪宅（他的一名学生曾描述其居所“冰冷如石，不宜居住”），夫妇两人各居一层。他们没有子女，不喜社交，为人刻板，以隐匿闻名，夫妇俩以豢养优种马和纯种腊肠犬为乐。霍尔斯特德仍旧深度沉迷于吗啡，但是他严格地按计划控制服用剂量，连他最亲近的学生都没有察觉。这对夫妇尽力远离巴尔的摩的社交界。若有造访者不期而至，他们就吩咐女佣告知来访者，霍尔斯特德夫妇不在家。

　　这种规律的生活节奏使霍尔斯特德远离尘嚣，得以全力以赴地对抗乳腺癌。在哈雷的福克曼诊所，霍尔斯特德曾目睹德国外科医生以日趋精湛的技术对患者施行激进的乳腺肿瘤切除手术。不过霍尔斯特德知道，福克曼碰壁了――即使手术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彻底，乳腺癌仍会复发，最终会在术后数月甚至几年内再度复发。

　　是什么导致这种旧病重发呢？1860年，英国伦敦圣卢克医院里（St.Luke's Hospital）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也注意到了这些恼人的局部复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令他沮丧；他开始用微小的黑点在乳腺绘图上记录下每一次复发的解剖学构造，标示原始肿瘤的发生位置、手术的精确范围和癌症复发的位置，创造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癌症复发记录法。令摩尔吃惊的是，随着一点一点地描画，浮现出一种模式――复发的位置恰恰多聚集在最初的手术边缘，好像手术未能清理完全，残留下来的癌细胞又卷土重来。摩尔总结道：“乳腺癌手术必须要彻底仔细地清除整个器官……术后癌症的原位复发是因为原发肿瘤残余继续生长所致。”

　　摩尔的假设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如果乳腺癌的复发是因为最初手术时切除不彻底，那么显然在初次手术时，就应该切除更多的乳腺组织。既然摘除的边界是症结的所在，那么为什么不扩大手术范围呢？摩尔强调，外科医生试图在手术中宽待女性患者，不令她们外形损毁，实在是“妇人之仁”，这会让癌症得以从刀下逃脱。在德国，霍尔斯特德看到福克曼不仅仅在手术中摘除了乳腺，而且还切除了乳房下方薄薄一层像扇子一样的胸小肌，为的是彻底根除细微的癌细胞残余。

　　霍尔斯特德把这种思路更向前推进了一步。福克曼撞上了一堵墙，但霍尔斯特德准备打穿这堵墙。他不打算切除功能不大的胸小肌，而是决定向胸腔的更深处挖掘，切除负责肩膀和手臂运动的胸大肌。这一创新不只霍尔斯特德想到了，纽约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利-梅耶（Willy Meyer）在90年代也独立完成了同样的手术。霍尔斯特德把这一举措称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其中“根治性”（radical）一词取自拉丁语“根”（root）的意思；他要把癌症连根拔起。

　　但是霍尔斯特德显然鄙视“妇人之仁”手术方式的，他的手术并未止步于胸大肌。癌症在他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下仍然复发，于是他将切除部位深入到了胸腔。到了1898年，霍尔斯特德的乳房切除术开始了他所声称的“一个更根治性的”转变――这时，他开始切除锁骨，直达其下方的一小簇淋巴结。他在一次外科会议上宣布，“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清除了锁骨下窝”，并且强调保守的非根治性手术处理乳腺癌是“切不干净的”。

　　在霍普金斯医院，霍尔斯特德的学生们孜孜以求，争相开创手术技术以赶超自己的老师。约瑟夫-布莱德格（Joseph Bloodgood）是霍尔斯特德培养的第一批住院医生中的一员，他已经开始探索从脖颈处开刀，切除一串位于锁骨上的腺体。另一位明星弟子哈维-库兴（Harvey Cushing）甚至“切除了前纵隔”――深埋在胸腔里的淋巴结。霍尔斯特德注意到，“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一些重大的手术中切除纵隔腔内的组织”。一场恐怖的“马拉松”就此展开。霍尔斯特德和他的学生们，宁愿切除身体的整个组织，也不愿面对癌症的复发。在欧洲，一名外科医生为一名患乳腺癌的妇女切除了三根肋骨和胸腔内的其他组织，并截去了一侧的肩膀和锁骨。

　　霍尔斯特德承认自己的手术是一种“肉刑”，乳房切除术牵连甚广，永久地损毁了病人的形体。随着胸大肌的切除，肩膀向内凹陷，就像一直在耸肩一样，手臂永远不可能向前伸或向侧展开。切除腋窝下面的淋巴结，往往会破坏淋巴液的流通，使得手臂因液体累积而肿得像大象腿一般，他把这种情况生动地称作“外科象皮肿”。手术后，病人们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复原。然而霍尔斯特德认为这些后果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在一场全面的战争中，伤残是无法避免的。但霍尔斯特德也流露出对病人真挚的关怀，在描述90年代所做的创口深至脖颈的手术时，他写道：“患者是一位年轻小姐，我真不愿毁坏她的外形。”在他的手术笔记中，除了潦草地记录手术结果，还有一些个人备忘录，用语温柔，宛如一位慈父。在某一病例结案后他写道，“手臂运用自如，都可以伐木了……无肿大”，在另一个案例的页边记下：“已婚，有四个孩子。”

　　但是，霍尔斯特德的乳房切除术真的能挽救生命吗？根治性切除手术真能治愈乳腺癌吗？被他非常“不情愿毁形”的那位年轻女性，真的从损毁肢体的手术中受益了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盛行的社会环境。19世纪70年代，霍尔斯特德远赴欧洲向大师们学习时，外科学刚刚摆脱了稚嫩的青春期。到了1898年，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信满满的学科，陶醉于自己的技术能力，优秀的外科医生俨然将自己当成了表演家。他们把手术室称作“手术剧场”，把手术当作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一群紧张而安静的观众在剧场上方观看这场演出。1898年，一位观众写道，观看霍尔斯特德的手术就像在观赏“一位艺术家与患者的亲密接触，抑或一位威尼斯风格或佛罗伦萨派凹雕师或是镶嵌大师在展现其精湛的手艺”。霍尔斯特德乐于接受来自手术的技术挑战，努力要让最难的病例得到最好的治愈效果，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倾向于切除大的（肿瘤）。”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手术刀，向癌症宣战。

　　但是手术立竿见影的技术性效果，并不能预示日后最终的成功或降低癌症的复发能力。霍尔斯特德的手术可能像佛罗伦萨派镶嵌师的技艺一样精湛，但如果癌症是一种缓慢复发性的疾病，那么即使霍尔斯特德用他凹雕般精准的技术将其切除，恐怕对治愈癌症来说仍然是不够的。为了证明霍尔斯特德到底是否真正地治愈过乳腺癌，人们应该不只观察短期存活情况，或观察五到十个月的存活期，而更应该追踪五到十年后的存活状况。

　　要检验手术效果，必须对病人进行长期跟踪检验。因此，90年代中期，霍尔斯特德的事业达到巅峰，他开始收集长期的统计数据，以表明自己的手术是最优选择。此时，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已经做了十几年。霍尔斯特德已经做了多例手术，切除的肿瘤足够他在霍普金斯医院建立一个“癌症仓库”。

　　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手术理论”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量敌从宽。即使是对小肿瘤，采取攻击性的局部手术也是治愈癌症的最佳方法，但在概念上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试想，人群中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固定的，比如每年里有1％的人患病。然而，肿瘤从一开始表现出的情况就各不相同。有些女性在诊断出乳腺癌时，肿瘤已经扩散到乳房之外，转移到了骨骼、肺和肝脏中。而在其他女性身上，癌症仅局限在乳房范围之内，或只在乳房及少数淋巴结内，尚属于局部疾病。

　　现在，霍尔斯特德拿着手术刀和缝合线，置身在这群人当中，准备好为任何患有乳腺癌的患者实施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显然，霍尔斯特德治愈乳腺癌患者的能力取决于癌症的类型，即他面对的是哪一阶段的乳腺癌。无论霍尔斯特德多么积极、一丝不留地摘除了肿瘤，根治性切除术也不能拯救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妇女，因为她们体内的癌症已非局部问题。相反，患有局部癌症的女性，的确受益于手术治疗――但是对这种患者来说，并不用太激烈的手段，只要使用局部乳房切除术，就会取得一样好的效果。因此，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在两种情况下都不适用――对于转移性的癌症，这种手术先天不足；而对于局部性癌症，这种方法又太过激。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患者都要被迫接受一场不分青红皂白、毁形损体的病态手术。对局部患者来说，手术范围太大，时机过早；对转移性癌症患者而言，却又范围太小、时机太迟。

　　1898年4月19日，霍尔斯特德出席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外科协会（American Surgical Association）年会。第二天，在一群安静而热切的外科医生面前，霍尔斯特德带着令人期盼的数据和图表走上讲台。乍看之下，他的观察结果令人震惊：在防止局部病症复发方面，他的乳房切除术的效果比其他外科医生的手术都好。在巴尔的摩，霍尔斯特德已经将局部复发率缩小到仅有百分之几，较之于福克曼或比尔罗特的复发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就像霍尔斯特德自己承诺的那样，他似乎已经把癌症连根拔起。

　　但是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癌症并未被根除。真正治愈乳腺癌的例证让人大为失望。76位乳腺癌患者在采取“根治切除法”之后，只有40位活过了3年。36位（近一半的患者）在术后不到3年就死于被认为已经从体内“根除了”的癌症。

　　但是，霍尔斯特德及其弟子们仍然镇定自若。他们并未回答这些数据所反映出的问题――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真的能延长生命吗？而是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论。霍尔斯特德在新奥尔良强调，外科医生应该“在每一次手术中都切除至颈部”。当其他人觉得有理由保持谨慎时，霍尔斯特德却只看到机遇：“我看不出颈部切除为什么会比切除到腋下更严重。颈部也可以像腋下一样被清理干净。”

　　1907年的夏天，霍尔斯特德向华盛顿的美国外科协会提供了更多数据。根据术前患者肿瘤是否转移到腋下或颈部的淋巴结中，他把病人分为三组。从他提出的生存分析表上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模式：60位腋下和颈部淋巴结无癌的患者当中，有45例乳腺癌患者术后存活超过5年，相当可观；而40位具有这样癌变淋巴结的患者当中，仅有3位幸存。

　　简而言之，乳腺癌患者最终能否幸存，跟医生对乳房进行多大范围的手术，几乎没什么关系，它只取决于术前癌症在多大范围内扩散。强烈反对根治手术法的批评者乔治-奎尔（George Crile）后来说，“如果一种疾病已经严重到必须要切除所有肌肉才能根除肿瘤，那么这就意味着，疾病已经扩散到整个身体了”。这使得整个手术失去了意义。

　　但是，如果说1907年霍尔斯特德已经站到了这种认知的门口，那么他还是断然地选择逃避，重弹自己的陈词旧曲。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即使没有我们所提供的证据，我仍然认为，外科医生对很多病例都有义务进行锁骨上的手术。”但是这时，乳腺癌治疗日新月异的发展令他筋疲力尽。试验、表格、图示从来都不是他的强项；他是外科医生，不是记账先生。他写道：“对于乳腺癌，尤其如此――如果一位外科医生有兴趣提供最好的统计数据，那么他大可自便。”这一论调按照霍尔斯特德的行事标准，几乎可以说相当粗鲁。这也反映出霍尔斯特德日益怀疑自己的手术结果能否经得起检验。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越来越难以把握这种不定形的疾病，对它的理解渐行渐远。1907年的论文是霍尔斯特德的最后一篇，也是最全面的一篇讨论乳腺癌的文章。他期待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解剖学远景，能让他平静地施展自己卓越的手术技能，而不用像现在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对手术结果再三衡量。霍尔斯特德从未拥有过完美的临床风度，他一头扎进了与世隔绝的手术室和宅邸里冰冷宽阔的图书室。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器官――胸腔、甲状腺和重要的动脉组织；在这些部位，他继续进行杰出的手术革新。但是霍尔斯特德再也没有写过学术性文章来分析那以他赖以为名、宏大又不乏瑕疵的手术。

　　在1891年到1907年这狂热的16年里，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从最初巴尔的摩的悄然萌芽，发展成为全美各大外科会议的焦点话题，人们对癌症治疗的探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也向后倒退了一大步。霍尔斯特德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技术上施行大范围、精准的外科手术治疗乳腺癌是可行的。这样的手术，可以大幅度降低该种致命疾病局部复发的风险。但是，霍尔斯特德绞尽脑汁却也无法证明的事实，更让人深思。经过近20年的数据收集，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中被吹捧、赞扬、分析、再分析之后，根治术在“治愈”癌症方面的可靠性仍然未能完全确立。即使再多的手术，也并没有带来更有效的治疗。

　　然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并不能阻止其他外科医生采用激进的手术。“根治主义”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执念，深深地扎根于癌症手术中。就连“根治”一词在概念上也是个诱人的陷阱。霍尔斯特德用这个词，本希望他的手术能挖掘出深埋地下的肿瘤根源。但这个词也意味着“激进”、“创新”、“大胆”，并且正因为这样的意义才勾起了病人的想象力。毕竟无论男女，谁面对癌症时愿意选择非根治性或“保守的”手术呢？

　　事实上，“根治主义”之所以会变成主流，不只是取决于外科医生如何看待癌症，也取决于医生如何自我定位。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能聚众阻碍它的去路，于是根治性外科手术的应用很快固化为教条。”当英雄式的手术没有达到预期时，一些外科医生便开始完全推卸治愈癌症的责任。1931年，在巴尔的摩会议上，霍尔斯特德门下的一位医生宣布：“毋庸置疑，如果手术操作几近完美，那么病情或许能局部治愈。而这也是外科医生必须担当的唯一责任。”换句话说，最好的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完成一场技术上最完美的手术。至于是否治愈癌症，则是其他人的问题。

　　“越是根除，效果越好。”在这种旗号下，手术朝着越来越无畏、激进的极端路线发展。这正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外科学的总体思路。在纽约，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布朗希威格（Alexander Brunschwig）发明了一项治疗宫颈癌的手术，叫作“完全盆腔清除术”。这种治疗法极其艰难且消耗体力，即使是最得霍尔斯特德真传的外科医生，也需要在手术中暂停休息、更换姿势。纽约外科医生乔治-派克（George Pack）的绰号就是“派克小刀”［Pack the Knife，名字仿照一首流行歌曲――《迈克小刀》（Mack the Knife）］，形容这位外科医生好像与他最钟爱的手术工具人刀合一，好像某种人首马身的怪物。

　　此时，治愈癌症的可能性还为时尚早。1929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写道：“从广义上来讲，手术的可行性取决于‘病灶是否能切除’而不是‘切除病灶能否治愈患者’？”往往是如果患者没有死在手术中，医生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很走运了。1933年，一群外科医生在一场冷漠的关于胃癌的讨论会之后，得出结论：“阿拉伯古语有云：没治死许多病人的医生就不能成为医生。作为从事胃癌手术的外科医生，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

　　归纳出这样颠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逻辑――要么是出于极端的绝望，要么是出于无可救药的乐观。在20世纪30年代，癌症手术的钟摆绝望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而霍尔斯特德、布朗希威格和派克仍坚持大范围手术，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这样可以解除癌症的可怕征兆。但是，他们缺乏正规的证据，固守于自己的信念，一意孤行。因此他们的证据也变得无关宏旨，检验也难以进行。医生们越是热切地相信他们的手术初衷善良，就越是难以将其付诸正式的科学检验。因此，根治性手术的逻辑一直在原地转圈，停滞不前，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

　　与根治性手术的诱惑力相比，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癌症外科治疗手段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显得黯然无光。霍尔斯特德的学生们开枝散叶，各当一面，研究探索切除癌症的新方法。每个人都被“分配”了某个器官的研究课题。霍尔斯特德对其英雄式的外科训练项目抱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无论在哪个器官系统中，他的学生都能对抗和消灭癌症。1897年，在霍普金斯医院的走廊上，霍尔斯特德拦住了一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生――休-汉普顿-杨（Hugh Hampton Young），邀请他担任一个新成立的泌尿外科的主任。杨以他对泌尿外科一无所知进行了回绝。“我知道你并不了解，但我们相信你可以学。”霍尔斯特德仅这样简短地回答后就走开了。

　　杨被霍尔斯特德的信心所鼓舞，开始深入钻研泌尿系统癌症――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1904年，由霍尔斯特德做助手，杨成功地设计了通过切除整个前列腺治疗前列腺癌的手术。尽管手术按照霍尔斯特德的传统被命名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Prostatectomy），但相比之下，杨的手术还是较为保守，并未去除肌肉、淋巴结或骨头等其他组织。他保留了根治性手术中器官整体切除的概念，但并未掏空骨盆腔，也未除去尿道和膀胱。（这种手术的改良方案至今仍沿用于切除原位前列腺癌，很多前列腺癌症患者因此得到治愈。）

　　霍尔斯特德的学生、外科主治医生哈维-库兴，则致力于脑部手术研究。在20世纪早期，库兴已经发现了颇具独创性的清除脑瘤的外科手术方法，甚至可以治疗臭名昭著的恶性胶质瘤。这种肿瘤与血管混杂交错，随时会大出血；再例如脑膜瘤，它被脑中一些脆弱而重要的结构像鞘一样包裹着。与杨一样，库兴继承了霍尔斯特德精湛的手术技艺――“缓缓地将脑组织与肿瘤分离，一点一点地操作，不断用扁平拧干的温热棉花垫控制渗血”。但是，他没有秉承老师对根治性手术的嗜好。事实上，库兴发现脑瘤的根治性手术操作不仅困难，而且不可想象：即使外科医生希望这样做，也不可能切除整个脑部。

　　1933年，圣路易斯巴恩医院（Barnes Hospitalin St.Louis）的另外一位外科手术创新者艾伐兹-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首创了一种手术方法，即结合之前切除受结核感染的肺部手术，摘除了肺部肿瘤。格雷厄姆也保留了霍氏手术的基本精神：仔细地切除整个器官以及肿瘤周边的大片组织，以防止局部复发。但是他尽力回避一些陷阱，抵抗住诱惑不去切除更多的其他组织，如遍布胸腔、主血管的淋巴结，或是气管和食道周围的连接筋膜，而只切除了癌变的肺部，尽可能地保持病体的完整。

　　即便如此，外科医生仍难以摆脱霍氏理论的影响，超越霍氏王国，他们对非根治性手术的尝试大加鞭笞。如果手术不能不遗余力地清除癌症，那么它就会被鄙视为“敷衍的手术”。做这种敷衍的手术，就是屈从于“妇人之仁”这种往日的短见，而这也正是整整一代外科医生都在力求摒弃的。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

　　我们已经发现（X射线）可治愈疾病。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02年4月6日

　　为了用实例说明（X射线的破坏性），让我们回想一下，在美国X射线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先驱们，几乎都死于由射线灼伤引发的癌症。

　　――《华盛顿邮报》，1945年

　　1895年10月下旬，霍尔斯特德在巴尔的摩公布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之后，才过了短短的几个月，德国维尔茨堡学院（Würzburg Institute）的一位讲师威廉？伦琴（Wilhelm?Rntgen）在研究电子管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泄露现象（电子管是一个真空管，能够从一端电极向另一端发射电子束）。该放射线能量强劲，但肉眼却无法察觉，它能穿透多层涂黑的硬纸板，并且在偶置于房间实验台的钡屏上留下白色磷光性光晕。

　　伦琴急忙把自己的妻子安娜叫进实验室，把她的手放在射线源和感光片之间。射线穿透她的手掌，在感光片上显示出她的手骨和金属婚戒的轮廓，就像透过魔镜看到了手的内部构造。安娜说：“我看到了自己死亡的样子。”但她的丈夫却看到了别的东西――一种强大得几乎可以穿透所有活体组织的能量。伦琴把他发现的这种光叫作“X射线”。

　　刚开始，人们把X射线视为一种电子管产生的人造能量怪象。但1896年，就在伦琴发现X射线几个月之后，一位知道伦琴研究成果的法国化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发现一些天然物质会自主释放性质类似X射线的隐形射线，这其中就包括铀。在巴黎，贝克勒尔的两个朋友――年轻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皮埃尔和玛丽-居里（Pierre and Marie Curie）夫妇，也开始在自然界寻找更强大的化学X射线源。皮埃尔和玛丽相识在索邦大学，由于对磁力学有共同兴趣而彼此吸引［当时玛丽叫玛丽亚-斯克洛多夫斯卡（Maria Sklodowska），是一贫如洗的波兰移民，居住在巴黎的一间小阁楼里。19世纪80年代中期，皮埃尔用微小的石英晶体制成了一个精巧的静电计，能够计量出极小剂量的能量。玛丽用这件仪器证明，即使微乎其微的铀矿石辐射也可以量化。有了这种测量辐射性的新设备，居里夫妇犹如狩猎一般，开始搜寻新的X射线源。由此，又一段不朽的科学发现之旅以计量展开。